题图：电影《一代妖后》剧照，陈道明饰演同治皇帝
清朝的同治中兴，本质上是一场充满矛盾与挣扎的自救实验。他们高举《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旗帜，却始终不愿突破传统价值观的边界。他们试图用变通之术挽救危局，却在守旧与革新之间进退维谷。古老的儒家文明遭遇近代化浪潮的冲击，在时代的巨轮下，晚清再次失去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机会。
很多人将“同治中兴”视为清王朝回光返照。但在美国著名汉学家芮玛丽看来，“同治中兴”更像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历史图景。
在海外中国研究经典著作《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抵抗（1862—1874）》中，作者芮玛丽教授分析大量的详实的史料并进行严谨的考证，探讨了其失败的原因，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引发了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更深层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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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剩余87%同治中兴的思想
文 | 芮玛丽
来源 | 《同治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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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实现儒家价值观及其制度的复兴，但这些观念和制度必须经过一番调整或修改，才有可能永世流传、经久不息。在目前公认的传统中，包含有数量众多、门类各异的关于如何达成传统目标的思想，如果在遵循前例的基础上，并坚持做到不逾越正统思想的边界，那么，依据传统思想改革政府工作方法，还是有可能办到的。
这种有关变通的学说，起源于中国文化的形成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全部过程中，凡遇到批准改革这样的时机，就会很便利地运用到变通学说。在同治中兴时期，这门学说以其取自《易经》的经典表达方式被反复引用，出现在倡导改革的奏折中。原文通常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同治时期，中兴事业的所有中外支持者，都将希望聚焦于变通这个传统概念上，因为儒家学说的思想及其制度，再加上可以带来灵活性的变通学说，经过2000年的历史检验，已被证明是有助于实现稳定的，从而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足以相信中国复兴大业必将实现的证据，就像被掺入酵母的食物虽然会发酵却不会胀破容器的试验操作一样”。关键问题是，这种变通能否包括19世纪60年代期间中国迫切需要实施的那种变通？就像中国人按照传统思维设想的那样。
如今，我们通过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兴时期的政治家所构想的变通观念，远比他们的前辈强烈得多。太平天国前期出现的论证治国理政才能（经世）的作品，相比中兴时期的相同题材作品，在观点上形成了鲜明反差。可是，如果转而把中兴时期的作品与19世纪90年代的作品作比较，就会发现中兴时期的历史资料已经表明，当时观念的变通尺度非常有限。中兴时期的政治家并不想去开创一个新社会。他们想要的，是恢复一个社会，一个令他们满怀信心地认为建立在永恒不变真理上的社会，一个经过调整便可以永世繁荣的社会。
《北华捷报》的编辑们对《易经》中的观点很感兴趣，并受邀对这些观点发表评论，他们承认自己所持有的关于中国应该怎样变的观点，与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一位经历过此事且受过挫折的名叫格里菲斯‧约翰的传教士赞同这种说法，即中国人的变革思想不包含任何进步成分。他说：
为世间万物创建一个新秩序的观念，应当是一次针对这个旧社会的改良运动，可这个观念却从未进入任何人的头脑……如此一场变革，老百姓既不期待也不向往。他们指望的一切，无非就是消除因统治者的弊政而引发的某些愤懑情绪，纠正腐败行为，改善滥用职权，以及彻底恢复原始秩序。他们的希望和抱负从未到达过比这个观点更深远的领域，尝试更多事物的政治领袖或叛军首领，却有可能遭到差不多全天下人的咒骂。
尽管阿礼国知道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中，朝代循环中的变革思想具有局限性，但他仍然认为中国有可能推动一场突破大多数限制条件的变革。在与恭亲王探讨中国改革问题时，他援引了《易经》中的观点，以便围绕逐步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目标，努力寻找双方都可接受的条件，他所援引的书中名言的大意是：“法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洋务运动是同治中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图源：网络
赫德不仅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看到了教义变革的可能性，还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看到了变革所具有的局限性：
当被问到中国官方当局是否愿意走上改革之路，以及如果是这样，那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确定在哪段时期进行改革时，如果明确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西方公众就是不公正的，就像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对中国本身又是不公正的一样。对于中国的大批官员来说，改革一词不会传递出符合西方人头脑中有关改革一词相对应的含义。
威妥玛对中兴时期的官员们指出，作为传统变通理论之基础的假定并不适用于近代时期。他对一种观点表示赞同，即中国的大部分历史问题都可以用朝代循环理论来加以解释，而且他能够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看来，变革总是意味着回到老路上去。尽管如此，他还在说明一个道理：如果采用朝代循环式的变革思想解释原来那一套制度，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目前将要实施的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积极迈向前方的发展，这场变革的前提是要求维持中国的独立。
情况似乎已经很清楚了，甚至是中兴时期最“开明的”政治家也没有预想到中国会发生一场被后来事实证明对中国的生存问题至关重要的那种根本性变革。出于对所有公平正义的考虑，必须把极力扩展传统思想影响力的成就归功于他们，在确保儒家制度在新形势下有效运转的努力中，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至于那些边界以外的领域，他们不可能抵达，除非他们放弃自己矢志维护的那些价值观。他们既不愚昧也不盲目，甚至还具备一定的灵活变通能力。他们仅仅是一群执念于伟大传统的真正的保守派，却生活在一个革命性的制度变革已被实践证明不可避免的年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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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时期，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在教义修订方面出现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方法上，而非目标。冯桂芬早在大约30年之前，就已经预料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格言将会应验于中国。冯桂芬没有接受这个天真的看法，即认为中国仅仅通过借用西方的技术就能够应对西方的挑战。恰恰相反，由于已经知晓了技术对于19世纪西方社会内在实力的贡献价值，他竭力主张重新审视中国的本土文化，并从一个强大的近代中国内部去发掘物质资源，从而实现一次创造。虽然这确实是一次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却不是在模仿西方，除了在有限的技术领域需要适当模仿。19世纪的中国显然无法与当时的欧洲相提并论。争取在儒家秩序的范围内消除中欧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这就是改革的目标。
……人又奚不如？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无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妒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毋庸。何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
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
图源：网络
与19世纪90年代相比，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接触和学习西方文明的机会较少。对日本发展模式的那种或吸引或排斥的现象，也很少出现，明显没有遭受那种30年以后所经历的思潮的冲击。因此，中国人的反应基本上局限于挑战的措施，即方法，这不足为奇。正如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所观察到的那样，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相比，西方的价值观是野蛮的、狭隘的，也是不成熟的。
中兴的目标，就是要恢复他们在古代社会时期建立最完美的社会制度时所拥有的创新活力；他们不会不加区分地任意恢复一个过时了的制度形式。下面，将再次引用冯桂芬的话：
古法者有易复，有难复；有复之而善，有复之而不善。复之不善者不必论，复之善而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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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江苏省